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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值中國 - 財經商業新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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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的研究目的,即是在人造機器上通過模擬人類的智能行為,最終實現機器智能。很顯然,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對“何為智能”這個問題做出解答。

                如果你認為實現“智能”的實質就是去盡量模擬自然智能體的生物學硬件。你就會去努力鉆研人腦的結構,并用某種數學模型去重建一個簡化的神經元網絡(這就是聯結主義者所做的)。現在我們都知道有一個類腦研究計劃,這種研究有復雜版本和簡單版本,復雜版本就是藍腦計劃一樣,把大腦運作的信息流程盡量逼真的模擬出來,比較簡單的就是簡化的神經元網絡。

                站在專業的研究腦科學的立場上,神經元網絡很不神經,離真正的神經活動來說,它是高度簡化,但是站在很宏觀的立場上,至少你說神經元網絡也是受大腦的啟發和影響。這個路線很多人認為是對的,我認為可以做出一些成果,但是不要抱有太高的期望。

                如果你認為智能的實質僅僅在于智能體在行為層面上和人類行為的相似。那么你就會用盡一切辦法來填滿你理想中的智能機器的“心智黑箱”(無論是在其中預裝一個巨型知識庫,還是讓其和互聯網接駁,以便隨時更新自己的知識——只要管用就行)。

               

              美國退出——

              6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玫瑰園宣布退出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這是繼退出《跨太平洋貿易伙伴協定》后,特朗普宣布退出的第二個國際協議。

                特朗普政府“退約”的理由是,《巴黎協定》將給美國帶來“苛刻的財政和經濟負擔”。一方面,節能減排措施將損害美國的煤炭、石油等產業,減少就業;另一方面,按協定的要求,美國有義務為聯合國“綠色氣候基金”出資。副總統彭斯在其后的一場集會上也表示,如果繼續遵守《巴黎協定》,美國的經濟成長和特朗普核心基本盤的美國工薪家庭,將為此付出昂貴代價。

                2015年12月12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6個締約方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通過《巴黎協定》,要求各國努力實現在本世紀末將全球溫度升高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的目標,并對發達國家提出了硬性的減排目標。在其后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巴黎協定》就正式生效,成為有史以來生效最快的多邊國際條約之一。目前,除了尼加拉瓜和敘利亞之外,地球上所有國家都參加了這項協議。因此不出意料,特朗普的舉動在美國國內外引發了軒然大波,多國領導人表示遺憾和譴責,谷歌、蘋果、微軟、特斯拉、英特爾等科技公司領導人表示失望,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干脆認為美國已經因此成了“流氓國家”。

                和“禁穆令”等特朗普的很多施政舉措一樣,退出《巴黎協定》并不是要讓所有美國人滿意,而是要維護特朗普的民意基本盤。

                而且在特朗普的支持者圈子和共和黨內部,“全球變暖是一個騙局和陰謀”早就是主流觀點了。在總統競選階段,特朗普就指責全球變暖是一個騙局,而共和黨其他幾位主要候選人也基本都持相同的觀點,連受到良好科學訓練的退休神經外科醫生、現任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長卡森也說:我知道,有很多人會說有所謂大量科學證明,但是沒有這樣的事,沒有大量科學證明這是人為的而不是自然造成的。事實上,在共和黨內部,特朗普也不是第一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開倒車的共和黨總統,早在2001年,小布什政府也在上臺后不久宣布退出應對氣候變化的《京都議定書》。

                有研究者質疑“全球變暖”,相關的論據如下——首先,賴以得出全球變暖結論的數據并不可靠,甚至有作假的嫌疑。支持全球變暖的數據來自于遍布全球的氣象站的測量。而早在2009年,美國就有機構通過對534個氣象站的調查發現,按照美國國家海洋大氣管理局的氣象站標準,有56%的氣象站是嚴重不合格的(誤差高于5攝氏度),87%的氣象站是不合格的(誤差高于1攝氏度),而這些不合格氣象站的測量數據多數是偏向暖化一邊的。另外還有人發現,直到21世紀初,海洋溫度的測量往往是在高溫的輪機艙里完成的,直到這幾年才由獨立的浮標和機器浮臺在開放海域中單獨測量完成,這就導致早期的海水溫度測量結果可能會比實際更高。

                其次,全球變暖是自然原因造成的,人類活動的影響微乎其微。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在其2003年出版的自傳《治國方略》中就質疑氣候變暖論背后的主流科學預測——海平面上升被夸大了嗎?影響全球氣候的主要力量真的是二氧化碳,而不是諸如太陽活動這樣的自然因素?她蔑視末日論者,并嘲笑美國前副總統阿爾·戈爾“昂貴且對經濟有害”的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計劃是徒勞的。2007年,英國廣播公司播出了一部叫做《全球變暖“大騙局”》的紀錄片,認為引起全球變暖的主要原因并不見得是人類活動,而很可能是太陽黑子和宇宙射線。

                第三,那些和全球變暖相關的預測很多并沒有發生。比如那些被預測將會在2010年消失的島國還在海平面以上,喜馬拉雅冰川也不太可能于2035年前融化,海平面升高導致大量氣候難民的現象沒有發生,也沒有出現大量物種滅絕的事情。而與全球變暖的預言相悖,近年來全球多地出現了極端寒冷的天氣。因此也有一些科學家認為,全球變冷而非變暖才是今后100年的發展趨勢,主要原因是太陽活性和輻射角度發生變化,導致其釋放到地球表層的能量在慢慢減少。

                第四,鼓吹全球變暖已經造就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他們用公益和良心掩蓋自己對利益的追求。比如戈爾,身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公司美國碳交易系統控股公司的大股東之一,戈爾通過直接投資和為這個龐大市場提供顧問咨詢和演講,已經賺取了過億美元的財富,而一旦美國國會進一步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戈爾的個人財富還會進一步增長。然而,據美國媒體爆料,一向被尊為環保斗士的戈爾,其位于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市豪宅的用電量大約是普通美國家庭的15倍,普通中國家庭的100倍。

               

              中國機遇——

              6月5日,聯合國環境署駐華代表張世鋼表示,美國退出《巴黎協定》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 但對于中國、歐盟等對減排承諾非常嚴肅的國家和聯盟而言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他們能夠在減緩氣候升溫方面展現自己的領導力。

                2015年12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近兩百個締約方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達成《巴黎協定》,各方將把“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兩攝氏度以內”作為目標,并為把升溫幅度控制在1.5攝氏度以內而努力。

                美國當地時間6月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美國退出致力于控制全球氣候變暖的《巴黎協定》。

                6月2日公布的第十九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成果清單顯示,中歐雙方確認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性,重申在2015年《巴黎協定》下所作的承諾,同意加強合作,推進協定實施。

                張世鋼表示,他非常贊賞中國仍然堅定履行《巴黎協定》的行為。他指出,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挑戰和危機,今天不去應對,明天付出的代價會更大,所以一定要在氣候變化不可逆轉之前采取行動,“晚轉不如早轉 ”。

                張世鋼說,由于現在的能源結構大量依賴化石能源,隨著經濟活動,必然要有碳的排放。但這并不是說人類無所作為。比如向新能源進行轉型,一步步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依賴;或繼續在現有的能源結構上提高效率、用清潔的能源。像中國一些電廠用新的技術使排放降低很多,這也是一個可行的方式。

                “應對氣候變化是一種機遇,而不僅僅是一種負擔。”張世鋼認為,通過對氣候變化的挑戰,能夠更早的把技術、市場、能源結構向更綠色的方向轉型,誰早做一步,誰就更能夠占領市場先機和經濟、市場、貿易的制高點。

                亞太地區能源和再生能源公司的主要咨詢機構Wood Mackenzie的Frank Yu認為,那些研究環境友好型技術的美國公司會將再生能源技術的研發中心轉移至亞洲,這將有利于印度、印尼和越南等需要外國資本來實現再生能源目標的國家。

                “借助中國和其它亞洲國家強大的制造業價值鏈,再生能源的成本有望更快下降,并且在亞洲關鍵市場更迅速地取代煤炭等化石燃料。”Frank Yu說。

                清潔能源部長級會議秘書處秘書長Christian Zinglersen認為,中國企業在能源轉型過程中獲得了很多商機。他在接受界面新聞采訪時講到,2016年11月,他在巴塞羅那參加歐洲電力行業周的研討會,在會議空隙逛了下展示大廳,有兩個深刻的直觀印象。很多企業在展示他們的數字化創新的方案,另外,他看到很多中國公司代表的身影。

                “盡管我不清楚他們是在銷售產品還是找合作,但這意味著中國公司也在發掘市場機會。” Christian Zinglersen說。

                在改善氣候變化方面,中國政府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上承諾,2020年,中國的萬元GDP碳排放量將相比2005年減少40%至45%。此外,中國政府還提出2030年左右中國碳排放有望達到峰值。

                張世鋼稱,過去,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化石能源,能源利用效率也比較低,“提升的空間更大”。此外,中國政府目前出臺了非常嚴格的法規,對國內的企業、地方政府的指標提出了剛性的要求。

                因此他認為,中國會完成“2020年萬元GDP碳排放量比2005年減少40%至45%”這一承諾。

              雄安新區(Xiongan New Area),位屬中國河北省,地處北京、天津、保定腹地,規劃范圍涵蓋河北省雄縣、容城、安新等3個小縣及周邊部分區域。 


              2017年4月1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此設立的國家級新區。[3]  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后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雄安新區規劃建設以特定區域為起步區先行開發,起步區面積約100平方公里,中期發展區面積約200平方公里,遠期控制區面積約2000平方公里。

              雄安新區定位二類大城市。設立雄安新區,對于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新模式,調整優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間結構,培育創新驅動發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黨中央、國務院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認真落實國家主席習近平重要指示,按照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切實增強“四個意識”,共同推進河北雄安新區規劃建設發展各項工作,用最先進的理念和國際一流的水準進行城市設計,建設標桿工程,打造城市建設的典范。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合作倡議。3年多來,“一帶一路”建設進展順利,成果豐碩,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歡迎和高度評價。

              2017年5月14日至15日,中國在北京主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這是各方共商、共建“一帶一路”,共享互利合作成果的國際盛會,也是加強國際合作,對接彼此發展戰略的重要合作平臺。

              高峰論壇期間及前夕,各國政府、地方、企業等達成一系列合作共識、重要舉措及務實成果,中方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成果進行了梳理和匯總,形成高峰論壇成果清單。清單主要涵蓋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5大類,共76大項、270多項具體成果。 

              【推進戰略對接,密切政策溝通】

              (一)中國政府與有關國家政府簽署政府間“一帶一路”合作諒解備忘錄,包括蒙古國、巴基斯坦、尼泊爾、克羅地亞、黑山、波黑、阿爾巴尼亞、東帝汶、新加坡、緬甸、馬來西亞。 

              (二)中國政府與有關國際組織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包括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人口基金、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世界衛生組織、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國際刑警組織。 

              (三)中國政府與匈牙利政府簽署關于共同編制中匈合作規劃綱要的諒解備忘錄,與老撾、柬埔寨政府簽署共建“一帶一路”政府間雙邊合作規劃。 

              (四)中國政府部門與有關國際組織簽署“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包括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世界經濟論壇、國際道路運輸聯盟、國際貿易中心、國際電信聯盟、國際民航組織、聯合國文明聯盟、國際發展法律組織、世界氣象組織、國際海事組織。 

              (五)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希臘經濟發展部簽署《中希重點領域2017-2019年合作計劃》。 

              (六)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捷克工業和貿易部簽署關于共同協調推進“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合作規劃及項目實施的諒解備忘錄。 

              (七)中國財政部與相關國家財政部共同核準《“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 

              (八)中國政府有關部門發布《共建“一帶一路”:理念、實踐與中國的貢獻》、《推動“一帶一路”能源合作的愿景與行動》、《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農業合作的愿景與行動》、《關于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指導意見》、《“一帶一路”建設海上合作設想》等文件。 

              (九)“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將定期舉辦,并成立論壇咨詢委員會、論壇聯絡辦公室等。 

              (十)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成立“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中心,正式開通“一帶一路”官方網站,發布海上絲路貿易指數。 

              所謂跨界思維,就是大眼光、多角度、多視野的看待問題和提出解決方案的一種思維方式。 意為交叉、跨越。不僅代表著一種生活態度,更代表著一種新銳的大眼光,思維特質。

              跨界的實質,是知識的跨界。

              跨界最難跨越的不是技能之界,而是觀念之界。

              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芒格,一直推崇跨界思維,盛贊其為“普世智慧”。他將跨界思維比作“錘子”,而將創新比作“釘子”,“對一個拿著錘子的人來說,所有問題看起來都像釘子”,所以,所有的創新都是跨界的!

               

              圖說:如果給富人減稅,他們就會將錢拿去投資,增加就業機會。

               

              【李佐軍觀點摘錄】——

              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

              供給側包含兩個基本方面:

              一方面,生產要素投入,如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土地等資源投入、企業家才能投入、政府管理投入,分別對應著收入法計算的中的工資、利息、地租、利潤、稅收;

              另一方面,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由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如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等)、要素升級(即生產要素質的 提升,與生產要素量的投入增加不同,包括技術進步、知識增長、人力資本提升等,創新驅動即是解決這些問題)的“三大發動機”(其中制度變革又是根源性發動機)決定。

              隱含在其中還有三個重要的供給側因素:

              一是主體發展,包含勞動力或創業者、企業和企業家、投資者、政府管理者等主體素質的提高,及其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

              二是產業發展,含產業結構優化、產業升級、新興產業成長等);

              三是區域發展,包含區域創新、區域結構優化、區域新增長點的形成等。

              結構性問題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問題、消費結構問題、區域結構問題、要素投入結構問題、排放結構問題、增長動力結構問題、收入分配結構問題等。

              【延伸閱讀】:

              李佐軍,《正確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鄭磊,《供給側改革的本質是滿足大眾需求》

              方晉,《供給經濟學的前世今生》

               

              從純經貿角度去討論TPP協議對中國經貿未來前景會產生何等樣的后果,實際上是“瞄錯了靶心”。諸如將締約國已經很低的關稅降至零、將勞工保護標準提高到發達國家水平、反對對國有企業進行補貼、反對匯率操縱等等“枝節”,我認為都只是TPP談判的煙霧彈,是為了掩飾其核心目標:奪取超越國家主權、進而間接主導主權國家政策法規制定和實施的貿易沖突仲裁司法權!
               
              也就是說,有關“投資方-國家爭端解決機制”(ISDS)才是TPP協議之要害所在。只有從這個角度出發,方可洞悉為何TPP要拋開WTO而另起爐灶。
               
              WTO模 式下,外國投資方必須遵守所在國國家法律法規。一旦發生利益糾紛,所在國擁有司法裁判權。如果投資方不服還可以上訴到世貿組織。但投資方必須通過其所屬國 才能上訴到世貿組織,因為只有主權國家才有權提出訴訟,也只有世貿組織成員國才擁有解決貿易爭端機制的最終控制權,包括選擇仲裁機構的權利。

              【相關閱讀】

              鄭若麟: 《TPP的要害是司法主權》 

              葉檀:《TPP對中國來說什么也不是》

              譚聰:《TPP不是狼,是倒逼》

              吳正龍:《TPP到底是什么?》

               

              中國工信部產業政策司司長馮飛近日在上海表示,“中國制造2025”實質上就是中國版的“工業4.0”,而“工業4.0”的制高點在于工業互聯網。

              事實上,最早布局工業互聯網的是美國,2014年10月18號,美國的幾大企業,包括英特爾、思科、ATNT、IBM、通用電器等等成立工業互聯網。

              工業互聯網涵蓋五大行業,分別是制造、電力、能源、交通、醫療,五大行業分成九個平臺。

              德國工業4.0只是美國工業互聯網九大平臺里面的一個平臺,是純工業4.0。根據美國通用電器在2012年11月26號所發表的工業互聯網的研究報告所顯示,美國推動的工業互聯網可以在未來增加十萬億到十五萬億美元的產值,這就相當于再建一個新的美國。

              工業4.0對我們是機會還是挑戰呢?

               

              “互聯網+”戰略對于中國經濟發展尤其重要——

              其一、“互聯網+”推動知識創新和知識跨界。創新的實質就是知識創新。例如,“可持續發展”的實質,就是讓經濟發展消耗“更多的知識、更少的能源”;跨界的實質是知識跨界。知識創新了,產業邊界也被重新定義。產業的邊界就是知識的邊界,跨界的成果正是讓邊界消失。

              其二、“互聯網+”就是所有產業的“互聯網化”。不少中國傳統產業尚處在信息化甚至工業化水平低下的階段。2008年,國務院主管工業的“工業與信息化部”正是在原有“信息產業部”與幾個工業管理部門合并后組建的,正可以體現中國政府對于“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的決心;而今天更上層樓的 “互聯網化”,正可以倒逼傳統產業“更充分的工業化”和“更普遍的信息化”,從而邁向跨越式發展。
               
              價值中國會聯席會長張曉峰博士歸納了“互聯網+”的六大特征:跨界融合、創新驅動、結構重塑、尊重人性、開放生態、連接一切。“互聯網+金融”、“互聯網+工業“、“互聯網+農業“、“互聯網+傳媒”……

              “互聯網+”戰略觸角延伸,在于對所有產業的深度滲透,將線下與線上高度融合,不是互相排擠的零和游戲。推動產業升級與創新,才是“互聯網+”的真正未來所在。
               

               

              這個世界的人與人互動方式,已經改變;游戲化思維,將成為開創未來商業模式的創新動力。

              在人才和市場份額,這兩項最重要的競爭中,如果企業缺乏與客戶、員工、以及相關利益者的充分互動,一切就已經注定失敗。

              在全球競爭的時代,技術從根本上降低了競爭的準入門檻,而更強的參與性才是你的競爭優勢,而游戲化正為我們提供了增強參與性的方法。
               

              2014年,幾本研究游戲化思維的重要著作有了中文版——

              1、《游戲化革命:未來商業模式的驅動力》

              2、《反枯燥:游戲化思維開創商業及管理的“新藍海”》

              3、《游戲化思維:改變未來商業的新力量》

              那么,到底什么是游戲化思維?游戲化思維又有哪些重要原則?游戲設計師杰西·謝爾在他的《全景探秘游戲設計藝術》一書中,闡述了游戲化的8要素,值得借鑒——

              (1)自愿原則:玩家玩游戲是因為他們想玩而不是被迫去玩。

              (2)目的性:短期目標,比如殲滅正在進攻的敵機,或是在網球比賽中得分,贏取一場或一盤比賽等;長期目標則是獲取最高分數等。

              (3)沖突性:玩家會遭遇挑戰,進而努力打敗其他對手。

              (4)清晰的規則:游戲的規則還一定要提前知道,但最大程度上理解規則才能獲得最好的分數。游戲有輸贏。

              (5)互動性:玩家通過手柄、鼠標或鍵盤來操控游戲,并及時獲得反饋。

              (6)挑戰性:游戲需要具有足夠難度吸引玩家持續參與。擁有自己系統的內部價玩家在游戲中獲得分數和排名在游戲中都具有重要價值。

              (7)令玩家投入:游戲必須設計得富有樂趣,讓玩家享受其中。

              (8)封閉且正式的系統:他們具有自己的生態環境和定義法則。

               

              【延伸閱讀】反對枯燥的游戲化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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