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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在中國社會轉型中的角色

              劉遠舉 原創 | 2018-09-05 12:53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資本 社會轉型 

                最近一段時間,很多社會新聞背后,都能看到資本的影子。房屋中介公司通過融資大舉進入租賃,引起房租大漲;社會資本涌入學前教育領域,為了快速擴張規模支撐股價,就會壓低人工成本,影響到幼兒教育的安全與質量;在P2P領域,資本鉆法律空子,隱瞞投資者,爆雷之后,引發大規模的維權行動;再往前溯,持續時間更長久的話題是,互聯網新經濟中資本摧枯拉朽式的對傳統產業的改造,導致的殘酷淘汰。

                于是人們開始審視資本在中國社會轉型中的角色。

                社會和經濟上的雙重轉換過程中,公眾對關系自身利益的問題,都非常敏感,而且由于觀念、意識形態的轉型過程,各種事件引發社會關注與焦慮之后,不同人群,得到的結論也大不相同,由此形成社會撕裂。在這個過程中,誤解與錯誤歸因,不但無助于社會向好的方向轉變,卻往往會因素樸素的、傳統的觀念而導向惡性循環。所以客觀的審視資本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角色,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不妨先破后立,從對資本的批評談起。

                不管是最近的反全球化運動中,還是在桑德斯爭取民主黨提名的綱領中,對資本的批判,很容易看到波蘭尼的觀點的影子。波蘭尼是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通過對他所生活的時代(1886年-1964年)的觀察,波蘭尼看到觀察到了放任的自由市場對勞工、消費者、社區甚至生態環境造成的極大負面影響。他提出,雖然“進步是必須以社會變動的代價來換取的”,但“如果變動的速度太快,社會就會在變動的過程中瓦解”,而“變遷速度的重要性并不亞于變遷本身的方向;雖然變遷的方向經常并不由我們的主觀意愿來決定,但我們所能忍受的變遷速度,卻允許由我們來決定”。波蘭尼將這種自由放任對傳統社會結構造成的沖擊瓦解與后來社會保護的極端化(從民粹到納粹)相聯系,深刻分析了兩次大戰發生的經濟因素和社會背景。

                從文本意義上看,波蘭尼關于市場進化速度對社會的影響的論述,一定程度上,非常符合當下的實際——在資本的促進下,各大平臺擴張、改變了傳統的生產與商業方式,并損害了一些既得利益。

                但是,這里且不說波蘭尼對市場化本身的反對,即便將之降低到對市場失靈的彌補這個層面,雖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對勞動的非貨幣化——即福利性質的國家的變化,但總體而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最終并不是沿著波蘭尼的道路演進。西方對市場失靈的補救、馴化資本、彌補資本產生的負外部性,是通過公民的集結,并通過民主機制下的立法,集體訴訟,懲罰性賠款來完成的,并在更深層次上通過工人團體、民主體制來完成在資本主義框架下,勞資矛盾的緩和。緩和之后,西方社會通過資本的力量,對土地、勞動力——其中特殊的一部分智慧,乃至資本進行更大、更深程度上的商品化,才得以實現二戰后技術與經濟的雙重飛躍,并在此基礎上迎來信息革命。

                那么,需要看到的是,當下中國輿論中對對資本的批評,基于中國的歷史路徑依賴,并不會僅僅停留在“市場作為一種政治規劃需要國家的管制和引導”,并在吸納多方意見與利益的情況下,采取保護性立法,而必然是訴諸權力對資本的壓制,甚至呼吁馬克思主義式的“讓國家把握生產”。

                這會造成資本內部的劣幣淘汰良幣。在權力序列上更高的資本,熱衷于通過“尋租”來攫取利益,牌照、特許、專營、更低的利率,更容易批準的貸款,甚至到輿論、消防檢查與衛生檢查,都可形成對另一些資本的優勢。由此,他們通過占據產業鏈的關鍵部分,來分得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得更大。這就形成了一些資本對另一些資本的“征稅”。

                在監管、輿論體系中,不同性質的資本對于批評、監管的抵抗是不同的,有些甚至可以豁免于批評與監管。相對來說,在權力序列上更低的資本,在輿論管控與媒體資本逐利的雙重機制下,會更加成為社會批評的對象。那么,為了免于風險,權力序列上更低的資本,就會主動去與權利序列更高的資本合作、融合、被控股,以避免風險。

                那么,就在資本的性質上,產生“國進民退”——同樣兩根金條,的確有高低之分。然而,應該看到的是,這種在權力序列上更高的資本,往往并不是產權明確的國有資本,其目標是多導向、多約束的,而且還具有非常強烈的代理人控制色彩,在經濟上更加低效。那么,這種資本的融合,就會造成整個經濟運行中,資源配置的低效。

                資本在很多領域對消費者利益的侵害,實際上是公共服務的衰落造成的。比如幼兒教育領域,資本雖然是逐利的,但幼兒教育領域并非充分競爭的市場,而是一個牌照管制下的市場;而租賃市場,雖然沒有牌照,但是短時間的強制大量拆違,公租房供給數量少、地方偏,雙重不足,造成了供給的失衡,為資本制造了可行的行動空間;再比如P2P,風險是明顯的,多年集聚,監管卻是遲緩的。

                監管歸根到底,是政府提供的服務,而公共服務的數量與質量,與公民權利息息相關,所以與其說是市場與資本造成的,不如說是公民權利低下造成的。

                當發現了這一點之后,順著這個思路,不難發現,關于資本的中國故事,既有資本主義下勞資矛盾的馬克思主義反抗,也有“社會反對市場”的波蘭尼“雙向運動”的影子,但更重要的來源是,經濟政治體制轉型過程中的公民權利抗爭。

                比如,中國工人的問題。從第一代農民工到第二代,到現在的第三代,代際之間的變化使他們處于一種在城市里受人排擠但是又沒辦法回到農村的狀態。這種狀態,可以在對資本極力批判的馬克思理論中尋找到根據——當然,是一個反向的應用。

                馬克思認為,“工人的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在不同國家,不同的文明狀況下當然是不同的”。在《資本論》中,更是明確提出:“所謂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方式一樣,本身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多半取決于一個國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決于自由工人階級是在什么條件下形成的,從而它有哪些習慣和生活要求。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勞動力的價值規定包含著一個歷史的和道德的要素。”

                這就意味著,勞動力的再生產價格,與他們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息息相關,與工人階級形成在什么條件下息息相關,而中國當代工人,脫胎于戶籍限制下的農民。

                即使農民有這個經濟能力,仍然通過嚴厲的驅逐政策,不允許農民工及其子女在高成本的生活環境中生存,維持他們原有的習慣和生活方式、生活要求,把他們隔絕在“歷史和道德的要素”之外,就能壓低他們的生活水平、生活成本與權利訴求,從而獲得低成本的勞動力供給。

                而這些隔絕手段,又與拆違、以教育控人息息相關,最終由底層向中產擴散,底層苦難與中產焦慮,成為一個硬幣兩面。最后,被歸咎于資本。當然這不是說資本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一點責任,但從本質上,這是資本造成的嗎?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資本的中國故事,與中國的其他方面一樣,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與其說是資本的,不如說是政治的。

                當下的中國經濟存在很多深層次問題,隨著中美貿易戰的逐步展開,經濟承壓,很多問題都會暴露、或正在暴露出來,呼喚繼續改革、深層次改革、全面改革的聲音也越來越大。比如,稅制改革減輕稅負,土地制度改革,理順土地關系,從土地制度上釋放制造業、零售業等實體經濟的繼續發展空間;改革資本市場、土地市場的基礎上,重塑收入分配結構。不過令人遺憾的是,這些結很難解開,甚至于長期也仍然無解。

                但與此同時,新技術和市場組織的進化,仍在市場上不斷提升中國經濟的循環效率,挖掘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互聯網電商、互聯網+,等形式,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生力軍。通過信息、組織、供應鏈、物流、支付、數據等多個方面,促進市場效率,擴張市場邊界,提升全要素勞動生產率,進而推動整個經濟的增長。所以,如果在國家、社會對資本的苛刻態度之下,資本“國進民退”,就必然會影響到資本的效率,進而影響經濟增長。

                中國的社會轉型與資本發展,在四十年的時間里,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道路;再加上傳統的意識形態、計劃經濟思維、對資本對市場的仇視;更重要的是公民權利的不完善、原子化的社會狀態。這些因素都使得中國市場經濟中資本的發展面臨的挑戰更大。資本是市場的主要要素,資本受抑制,自然也會使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推進面臨阻力。最后陷入經濟上由于去市場化而難以實現增長與績效、政治上由于強化的集體控制而無力捍衛個人自由的雙重困境之中,并且在中國的意識形態的作用下,進入一個自我加強的惡性循環。

              個人簡介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項目研究員 媒體撰稿人,社會/IT時評人,財經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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