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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經濟為什么越來越跑不動了?

              周其仁 原創 | 2018-09-04 12:20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中國經濟 

                2008年中國經濟如日中天。為什么此后我們這輛車越跑越重,越跑越跑不動了?如果還是從體制成本的角度來觀察,會發現這條成本曲線在經歷了歷史性的大幅下降之后,隨著高速增長又重新抬頭向上升。

                這個問題,在2008年紀念改革開放30年時有過很多討論。我本人參與其中,寫過一篇《鄧小平做對了什么》。簡要講,漸進改革留下了不少硬骨頭,不少半拉子改革工程,同時高速增長又不斷引發新問題,加到一起,體制成本先降后升,橫看過去像是一只碗的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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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成本上升,企業負擔加重

                第一項是法定成本。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有一塊成本是供求競爭決定的。比如家家想要更多土地,競拍過程就提升土地價格,也增加企業用地成本。家家爭相雇人,工價也不免上升。大家爭原料,原料漲價,成本也上升。

                不過真實世界里,還有一類成本是法律規定必須繳納的成本,帶有強制性,不繳即犯法。從1995年到2012年,全國名義GDP總共增加了8.6倍。同期,全國工資總額增加了8.8倍,比名義GDP總量的增加略高一點點,那基本是在市場上形成的。但法定成本升得很急:同期全國稅收總共增長了16.7倍,比勞動工資總額的增長速度幾乎高了一倍。政府除稅收以外還有其他收入,同期增長了18.8倍。

                還有社會保障繳付,那也是一種法定成本,1995—2012年間全國共增長了28.7倍。社保繳付法定在工人、企業的收入里抽取,這點不是問題。問題是法定的繳付率是否合適?

                中國的社保繳付率比不少發達國家還要高,歷史原因是過去的體制靠每個企業的年輕工人保老工人,沒有統一的社會保障基金,國企一旦經營虧損、清盤,無從對老工人負責。到了20世紀90年代出現大批國企破產、工人下崗,匆忙建立社保體系,欠賬太多,不得已把社保繳付率定得偏高。當時及以后,學者做了研究,也早就形成了政策建議,就是要把部分國有資本劃到社保基金,以多年形成的國有資本來充當社保資本,減輕當期企業的社保繳納負擔。

                但建議歸建議,迄今為止劃入社保的國資太少,企業的社保繳納負擔還是偏重。

                法定成本里增長最為迅猛的是土地出讓金。本來1988年《憲法修正案》白紙黑字寫明,“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法流轉”——從來沒有限定只有城市國有土地才可以流轉,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就不得流轉。但實際上,“依法流轉”之具體法規,僅頒布城市國有土地的流轉規定,一直沒有關于農村集體土地流轉的全國性規定。農村土地剩下華山一條路,就是由政府征收,再由政府以國有土地的名義出讓給市場,政府則收取土地出讓金。

                1995—2012年間,全國土地出讓金共增長了多少呢?64倍!從市場角度看,“土地出讓金”是企業、個人獲得土地所不得不繳付的使用費,構成生產和生活的成本。這筆開支,在總量上的增長速度,快于名義GDP增速7倍以上。這些統計數目說明,在中國經濟高歌猛進、進位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過程中,早年的放權讓利也轉為法定成本重新上升。

                法定成本跟供需競爭形成的成本不同。供需競爭形成的成本,經濟下行隨著向下調整,比較有彈性。調整法定成本,要層層反映情況、提出請求呼吁、召開各種會議,有的還涉及修訂法規,程序上麻煩很多。2016年經濟工作部署“三去一降”,其中降成本是重要一著,很多地方梳理哪些成本要降,但梳理出來的許多項目省里也解決不了,要上報中央。但就是到了中央,修訂法規也不是說辦就能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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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準入的成本

                市場準入的難易程度,并不是全部由市場本身自由決定的,而要取決于相應制度與政策。中國的情況是,市場逐步開放,每開放一步準入,很快形成激烈競爭格局,甚至形成供給過剩,需要開放新市場,找到新準入。但很多潛在市場的開放壁壘過高,陳舊觀念與既得利益聯手把門,就是不讓競爭機制發揮應有作用。 

                觀察經濟現象,雖然下行“壓力山大”,似乎沒生意可做,但同時還存在諸多領域嚴重的供不應求。明明有市場機會,就是不允許人們對這些機會做出反應。這些人為的摩擦和阻礙也是一種體制成本。

                以醫療服務為例,“醫改”改了多少年,大城市好醫院排長隊差不多還是依然如故。新一輪醫改是2007年發動的,國家投入了多少億,但醫療服務的改善與投入的資源遠不成比例,還是供應滿足不了需求。這方面總不能說產能過剩吧?卡在哪里?卡在醫療服務準入、卡在不當價格管制。 

                這幾年兒科醫生短缺成了大新聞。不是沒有后備醫生,每年都有數目足夠用的醫學院畢業生。但后備資源的充分利用、形成有效供給,需要相對價格信號的指引。問題的癥結是兒科看病奇難,但是在相對價格方面得不到一丁點的反映。不靠市價信號,怎么有效配置資源包括后備資源?只好天天喊口號。喊了這么多年,不管用還在那里喊,也不管有人聽沒人聽。經驗證明,準入與價格機制對資源配置效率有決定意義,因此要持續擴大準入、解放價格。

                大城市出行難,也是多年痼疾。移動互聯網起來以后,讓共享出行成為可能。但技術上可能,還不等于經濟上可行。首先是傳統出租車行業受沖擊,因為原先潛在的供給,現在成為現實的競爭對手。其次,交通的管理也面臨新問題。但是打車便利了,是基本事實,總不能因噎廢食吧?更一般性的問題,創新口號很時興,但創新真的要發生,一定觸動在位經營商,也一定引發新的管理問題。有問題解決問題,不能一棍子打死,否則,“創新”口號喊得再響,也難以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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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供應的難題

                在現行土地制度下,地方政府成了工商用地的唯一供應方。講過了,地方政府的特征是“畫地為牢”,即每個地方政府只能對自己行政管轄范圍內的事務負責,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是改革開放幾十年了,人口勞力、經濟資源、投資項目皆可流動,且流動的范圍大大跨越縣、市、省的行政邊界。人往哪里去、錢向何處流、項目到什么地方落,并不由行政等級決定。在此種情況下,用地供應由各地政府主理,斷然難以合理匹配供求。

                房地產調控了這么多年,每次宣稱的調控目標究竟達成沒有?恐怕是漸行漸遠。全國一道令收緊供地,熱門城市房價應聲而漲;一道令放松供地控制,“空城”“鬼城”趁勢擴大,“房地產過剩”愈演愈烈。來來回回多少回合,土地的供給側改革,始終排不上日程。 

                還要補充,城市用地不僅是平面的土地,還涉及土地利用的密度,即容積率。這在現行體制下,城市用地的容積率決定,也一直是行政權力的囊中之物。有一整套城規法規,又有一套審批程序。外加理論家的幫忙,提倡所謂“城市建筑不自由”(其實是只有行政權力的自由),完全無視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在人口、經濟、技術、管理等綜合壓力下,全球有影響力城市的平均高度一直持續增高!伴隨都市的合理增高增密,則是“城規管制改革”積累了不少值得借鑒的經驗。

                聽任“平面土地觀”及相關制度安排占據上風,不但過度管制帶來的腐敗揮之不去,還嚴重妨礙城市供地對需求做出較為靈敏的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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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退出的成本 

                還有一個成本是移動、退出的成本,早期遇到的問題是市場割據,有的地方政府為保護本地產業,禁止、限制外地產品進入。現在這種事少了。但出現了新問題,本地公司一旦做大要把總部搬去其他城市,就不讓走。

                這也構成“地方競爭”的一個組成部分,各地招商很積極,招來了就不讓走。政府的組織特性是劃分行政轄區,但企業、產業的發展要跟著市場走。由稅收、GDP政績推動的“地方競爭”,優點缺點并存,但是市場關系越發展,過去管用的那一套招商引資戰略,越成為繼續發展的障礙。為什么老喊要調整結構?從微觀上看,其實還是企業進入、退出的體制性摩擦偏大,一個地方的最優布局,與大市場里的最優布局,不是一回事。

                現在農業發展遇到瓶頸,要害是農業沒有競爭力。避開結構變革,靠補貼解決不了這個根本困難。結果用財政補貼刺激的糧食生產,在市場里根本銷不動,全在國家倉庫里。問題在結構:農業占全部產出的比例是9%,去掉其中補貼因素,不到9%,但從事農業勞動的勞動力占多少?如果也是9%,那農業勞動得到的就是平均收入。如果是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占16%,那么農業收入只有平均收入的一半。

                年年說農民增收重要,真正的癥結是讓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農民退出農業,為此要做點調查研究,看是什么因素妨礙這部分農民退出來,就是免稅起了什么作用?價格補貼起了什么作用?土地承包關系,以及戶籍、宅基地政策起了什么作用?在調查的基礎上研究決定政策。

                要看到,全球競爭格局已經發生了變化。中國剛開放時,那可以說跟發達國家是兩個海平面,那時比我們窮的國家有,但沒產品可以出口。今天全球局面更像一個三明治,發達經濟體增長很慢,但還是擁有原創的創新優勢,總冒出一些具備獨到性的新技術、新產品、新產業引領潮流。往下看,越南、印度等一批發展中國家成為新興市場經濟體,由于開放比中國晚,成本優勢比我們還顯著。中國被夾在全球三明治的中間,獨到性優勢尚不顯著,但成本優勢卻又丟失了不少。 

                競爭格局決定了中國經濟突圍的兩個方向。一是扭轉成本曲線,特別是體制性成本上升過快的不良勢頭,爭取通過深化改革再次大幅度降低體制成本,延續中國經濟參與全球競爭的比較優勢。二是鼓勵創新,培育中國經濟的獨到性優勢。這兩個方面都離不開深化改革。 

                體制成本不但決定中國經濟的過去,也將決定中國經濟的未來。

                本文摘選自周其仁著作《突圍集:尋找改革新動力》

              個人簡介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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