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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貿易戰的實質在技術

              黃育川 原創 | 2018-05-08 01:25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貿易戰 

                

                本周晚些時候,一個美國高級談判團隊將抵達北京,討論美中貿易戰與技術戰。這次討論的醉翁之意不在貿易。美國已保持了40年貿易逆差,這一狀況遠遠早于中國成為一個貿易大國。正如許多專家所指出的那樣,美國的貿易赤字主要是由其低儲蓄率造成的,而這基本與中國沒有關系。據報道,該團隊會要求中國將雙邊赤字削減1000億美元,這在概念上不合邏輯,也不現實。

                這場經濟戰更主要是為了保護美國的技術優勢。美國白宮的最新一輪貿易制裁利用了《1974年貿易法》(1974 Trade Act)中的301條款,指稱中國侵犯了知識產權(IPR),采取了不公平的貿易做法。盜竊知識產權不是問題。假設這種行為存在,它也應該且正在得到處置。

                更嚴重的關切是,中國是否正通過《中國制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和其他產業計劃,不公平地補貼戰略性產業,違反世貿組織(WTO)的指針,特別是“強迫”外國公司將其技術轉移給中國,作為進入中國國內市場的條件。

                所有國家都有支持戰略性產業的項目。問題更多在于強制轉移知識產權。中國否認這是官方政策;記錄在案的“強迫”轉移例子幾乎不可能找到,或者任何此類意圖都不可能寫入書面文件。

                然后,重點轉向這個過程——要求外國公司與中國合作伙伴組建合資企業,作為開展特定業務的條件,這么做是否“公平”。一般來說,企業和國家之間的技術轉移被認為是可取的,因為更新的技術被分享得越廣泛,各個國家就會發展越迅速。只要知識產權得到保護,國際社會就將這種轉移視為一個可取的目標。

                世貿組織特別指出,作為保護知識產權協議的一部分,“發達國家成員必須為其公司提供激勵,以促進技術向最不發達國家的轉移。”雖然協議中提到的是最貧窮的國家,但這一原則被認為適用于所有發展中國家,而與這種觀念有沖突的規則往往被完全忽視掉。

                讓這種局面看起來不公平的是,鑒于中國市場規模巨大,有些外國公司也許感覺必須進入中國市場,那么中國公司在與這些外國公司談判時就具有一種優勢。從中國角度看,這種準入被視為一種可以協商的利益,因為如果一家公司不愿意轉移知識產權,那么可能會有其他公司愿意這么做。然而,有一種邏輯認為,中國的巨大規模賦予了它在與外國公司打交道時的壟斷權力,這個問題需要得到解決。

                在中國政府看來,提升自身在價值鏈中的位置是逃離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少數成功案例幾乎都是能夠從西方吸收技術,然后逐步過渡到發展自主技術的東亞經濟體。因此,設置阻礙技術轉移的障礙,就等于阻止中國發展成為高收入國家。

                合資企業可能是這個過程中一個強大的工具,這是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近期一項研究的主題。該研究得出結論稱,美中合資企業導致的技術轉移給中國帶去的利益,是外資獨資企業技術轉移給中國帶去的利益的兩倍。由于被選定的中國合資伙伴可能屬于中國公司中生產率較高、財力較強的,美國公司也從這種安排中受益。因此,報告作者得出結論稱:“拋棄合資企業模式可能會放大負面效應,削弱外國投資帶來的正面效應。”

                美國官員一直主張,這種做法可能適得其反。知識產權盜竊經常被當作一個問題提出來。每年發布的《301報告》(Section 301 Report)把相關國家劃分為不同類別的知識產權“違規者”。中國與其他在從中等收入國家發展為高收入國家的階段曾被視為違規者的成功的亞洲經濟體類似。快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很容易侵犯知識產權,但一旦它們達到更高的收入水平,這種情況就會消失。

                一個普遍觀點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制度也將會進化,從而更好地保護知識產權。實際上,這一現象正在發生;在中國美國商會(Amcham-China) 2018年的調查中,96%的受訪者回答稱,中國的知識產權執法近年來有所改善。但仍有7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覺得中國的營商環境友好度有所降低。

                中國可以做很多事情來改變營商環境,比如加強其法院對裁決的執行能力,取消在許多行業組建合資企業的要求,正如北京方面宣布在汽車行業逐漸取消外資股比限制那樣。

                在國際層面,世貿組織的指針需要修訂,以應對有爭議的投資行為。與此同時,解決美國具體關切的最佳途徑,是重啟已遭擱置的美中《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談判。

              個人簡介
              世界銀行前中國局局長,卡內基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研究聚焦于中國的經濟發展及其對亞洲和全球經濟的影響。1992年至1997年,曾擔任世界銀行俄羅斯和前蘇聯中亞加盟共和國業務局的局長。1997年至2004年,出任世界銀行中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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