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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貿易談判的困境和出路

              馬曉野 原創 | 2018-05-07 11:51 | 收藏 | 投票
              關鍵字:中美貿易談判 

                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關系,目前大家在媒體上該看到的中美問題都看到了,在了解這些問題的時候,大家也帶著各自不同的想法和立場,今天我從制度角度來看,通過回顧中美經貿關系的過往,希望能幫助大家把變化的經濟環境、經濟力量以及地緣政治、意識形態等其他問題納入分析框架,從而全面理解一下中美經貿關系走到現在,到底有哪些堅實的基礎問題為什么重新被提出來?曾經是如何成功把政治和經濟問題區隔開分別處理?今后國內政策怎么調整、往哪一個方面調整?

                下一步中美關系怎么走?很重要的一點是要讀對方的思路,如果完全自說自話,那做出的判斷只能不斷地試錯。對于中美經貿關系,我個人看法,最終解決問題還是要通過談判,談判很重要的是要了解對方的思路,要知道他的出發點、立腳點到底在哪里。除了經濟大事、產業結構之外,還有是它依據的法律中,哪些法律不成熟、有問題、過時了,造成今天的問題,我從這里面說說陳芝麻爛谷子,希望給大家提供一些思路。

                01從制度性安排開始整理頭緒

                1、雙邊貿易協議與最惠國待遇

                中美1979年建交,但美國和其他國家與中國建交不一樣,直到1980年才簽署了雙邊貿易協定。一般所有雙邊貿易協定中,都有一個標準的第二條條款——簽了這個協議,雙方給對方最惠國待遇。唯獨美國不太一樣,在協定中多了一個承諾:現在給中國最惠國待遇,但如果將來中國加入一個多邊組織,美國將按照那個多邊組織的最惠國待遇給中國予同等待遇。這個承諾比別人前進一步,美國預計到中國將來會加入WTO(當時還叫關貿總協定)。這是美國當時做的一個承諾,也是后來它失信的地方,由此導致了很多的問題。

                說到“最惠國待遇”,這里有兩個插曲:

                中美最后簽訂雙邊協議的時候,美國動用了一個立法修改機制,把“最惠國待遇”改成了“永久正常貿易關系”,主要是讓美國人了解這個“最惠國待遇”不是什么好待遇,就是一個最起碼的雙邊待遇。

                八國聯軍打完之后,我們對美國人最重要的一個指控,是它提出的“門戶開放,利益均沾”這么一條政策,但很少人能想到這條政策的英文是什么,其實就是“最惠國待遇”MFN(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翻譯者是當時清朝海關的外籍職員李泰國,他的翻譯相當不錯了。美國人100年前在八國聯軍善后方面做了這么一個雙邊規定,隨后民國政府在四幾年的時候和美國正式簽了貿易協定。

                新中國1979年與美國建交,1980年有這樣一個MFN待遇,正是這個促成了中美貿易的起步。為什么?因為當時美國的實施關稅3%以下,如果沒簽這條,美國1929~33年的關稅非常高,平均59.6%,這么大的關稅差,中美貿易就會沒法進行。有了這個待遇,中美貿易開始起步,而且一起步就比較猛。

                2、中美第一次貿易戰

                當時中國能賣的東西說穿了就是最低級的工業品——坯布,福特總統在中美建交之后,給中美關系做了一個基本定位——中國是美國友好的非盟國。有了這個定位,外交和經濟政策都按這個定位來,所以任憑中國擴大對美國紡織品的出口。

                當時美國國內因為產業結構升級,紡織工業十分困難,因此美國與其他國家已經有一個“多種纖維協定”(Multifibre Agreement, MFA),各個出口國都受到出口數量限制,但唯獨中國沒有數量限制,因為中美雙邊制度就是MFA待遇條款。隨著中國對美紡織品出口的增加,這個問題最后到了臨界點,中美第一次貿易戰就從這里開始了。

                但是,第一次中美貿易戰的起因,是中國貿促會議副會長在香港做介紹情況的時候說漏嘴了,說我們當時的外匯是雙重匯率:1.8兌1美金和2.8兌1美金。雖然大家都知道雙重匯率的存在,但官方一旦這樣表述,美國紡織工業界馬上做出反應,指責中方匯率補貼,直接開始起訴。起訴之后中方當時沒辦法,但是中方的籌碼就是雙方的谷物貿易協議——為了解決國內幾大城市人口口糧的問題,這部分必須進口,進口額當時是每年幾百萬美元。

                這樣,第一次中美貿易戰開始了,中國宣布取消小麥貿易協定。我看到前兩天關于中興的報道就覺得好笑,和以前的套路一樣,拿美國農民開刀,但區別在于:現在這招完全沒有用了,因為美國經過WTO烏拉圭回合談判,已經把國內價格和國外價格拉近了;而當時這招很有用,因為當時美國國內產品價格高,而國際上的農產品因為有補貼,價格極低,一旦中方取消谷物貿易協定,美國就很難了。

                最后,通過談判,達到了各方滿意的結果。這個結局大家可能不知道,中國做了什么讓步?因為一旦制裁,就足夠把中國所有的紡織品驅逐出美國市場,所以中國說只要不通過匯率補貼制裁我,中方承諾:一,可以不對美國農民采取措施,二,答應加入多邊紡織品限制協議,承諾美方可以對中國搞配額限制。

                這是雙方退步的結果,中國開始加入MFA的談判,MFA是中國歷史上加入的第一個國際貿易制度性安排,它是WTO和原來GATT中最差的一部分,因為WTO或關貿總協定主張自由貿易,第一條就是取消數量限制,而MFA是系統性偏離自由貿易的特殊安排,這是中國加入中美雙邊貿易協定之后第一場貿易戰。

                3、問題全面爆發

                當時,我們基本上還是外貿壟斷的體制,當時的外匯匯率是怎么制定的?大家都不知道,其實,我們是倒過來制定的——每年由外貿部核定出口商品,隨行就市,能賣多少錢就賣多少錢,按照基本成本來核定第二年的匯率,是這樣一個做法,在這種情況下,出口的力度還是比較大,一系列問題就出來了。

                首先,紡織品出口方面,由于加入MFA之后受到了數量限制,我們開始利用其他國家的配額向美國轉口,非法轉口問題就上來了,當時,美國一次性抄了我們在美國的23家公司。非法轉口問題,這個屬于雙方有協議、但我們沒有遵守,我們應該怎么樣進一步處理,加嚴紀律的問題,和現在中興的問題類似,但是中興問題更嚴肅一點。

                其次,除了紡織品非法轉口,勞改產品的問題也出來了。美國的監獄也有產品,美國很多家具都是監獄出的,但是它有一條原則:這個犯人是自愿的,愿意曬太陽就曬太陽,想活動活動就提供勞動機會,而且會給犯人報酬。而中國的監獄產品出口是強制性勞動,成本很低,所以他們來攻擊我們,它會波及到很多產品,疑似勞改產品它要采取措施。

                還有就是知識產權。

                也就是說,八十年代開始,中美貿易有了一定的制度安排,最惠國待遇條款加上一個多邊數量限制,但到了九十年代,問題全面爆發,爆發的背景和八九有關系,八九之后,美國對中國原來“友好非盟國”的定位就松動了。

                按照原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亞洲主任李潔明說法,中美建交頭一個10年,是中國人牽著美國人的鼻子走,中國人比較主動,該怎么樣怎么樣,美國人真是適應中國人打交道的方法;八九之后,美國開始對中國進行全面制裁,高官不許接觸。但是,它始終沒有取消中美貿易最惠國待遇條款——美國國會每年都在通過這個協議,要取消這個待遇,但是美國政府心理相當明白,一旦取消這個待遇,關稅跳到59.6%,雙邊貿易就阻絕了,中美建不建交沒有任何意義了。所以,美國政府每年就這個問題都在阻擋,到什么程度?每年參眾兩院都通過的時候,美國總統就引用他的行政權利否決這個通過,而否決之后,參議院還有一個再否決的機制,只需要取得三分之二參議員的同意,因此,每年美國總統為這個苦苦掙扎,動用自己的政治資本與那些議員一個個私下做交易,讓方案不要通過。但同時,它必須給業界一個承諾,證明中美貿易對美國有好處,非法轉口、知識產權等存在的問題一定要得到解決。

                4、突破制裁的多邊談判

                由政治原因造成的雙邊制裁,累積到一定程度后,美國總統必須采取措施,通過經濟來突破政治。老布什在處理中美關系、需要打開一個新篇章的時候,他做了一個兩面的做法:一方面是破壞了原來對臺灣軍售協議,賣給臺灣過時的戰斗機,不管怎么樣,過時的也是戰斗機;另一方面宣布取消對中國的制裁。

                在取消制裁之前,高官不能接觸,于是多邊機制很重要。像1985年提出了中國加入WTO的談判,借助烏拉圭談判談起來,八九后明面上中斷了,但實際上是在多邊場合談中美問題,日內瓦成為中美高級經貿官員唯一一個會晤場所,旅館基本上都是中國代表團。等到老布什一解禁,就可以公開談中美問題了,當時對中國政府而言,面臨的選擇是要不要接受這幾個協議,認真地在市場準入方面、知識產權方面做出一些讓步,作為交換,讓美國總統繼續花政治資本去否決取消最惠國待遇的呼聲。

                在中美的談判中,一開始也是屬于漫天要價,就地還錢,美國貿易代表負責雙邊的這些人,整理了很多美方公司看中方不順眼的地方,只要開會,上來至少40分鐘講我們這里不對,那里不對。中方當時談判的班子是外經貿部美大司的,過去實際上是搞配額管理和補貼的司,它對邊境措施WTO這些不了解,雙方談判時美方全面指責,這邊要辯護的話,經濟理由談得不多,法律理由也不了解,所以最后毛主席語錄都上來了。但既然談判,就要解決問題,不能太過離譜,一個依據就是我們是不是參照當時WTO的基本方針和原則來談:

                第一一般性地取消非關稅管理措施,如配額、許可證等等,你可以就這個提出問題,咱們可以商量;

                第二關稅作為唯一的管理手段;

                第三關稅要隨談判降低;

                然后雙邊要對等;

                要互惠。

                這就回到了關貿總協定的五條基本原則上,通過這個開始談判,于是談判進入正軌。這里面涉及范圍很廣,中方也是換了幾次談判代表,最后結果還算不錯,雙方達成協議:中美知識產權的談判,先于市場準入談判完成;而市場準入談判談了很多方面的內容。所以,勞改產品等經過這個也做了很多改善,約束了內部,非法轉口問題得到了遏制,紡織品對美出口在接近零增長的情況下繼續進行。

                這里也講一下,其實,美國人在談中國加入MFA的時候,對它的其他貿易伙伴是很不講道理的,為了給中國配額,直接削減了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配額,像臺灣、香港、泰國意見很大。因為只要紡織工業界對中國的匯率補貼不撤訴,法律程序就要走下去,最后會導致中美貿易歸零,為了讓織工業界撤訴,美國政府承諾要讓紡織品進口零增長,也就是不管你對貿易伙伴怎么樣,總體要能零增長就行,為此,美國讓其他貿易伙伴的紡織品對美出口,從增長變成負增長,中國變成了零增長。

                這對我們也是一個啟示,雖然美國是提要求的強勢國家,但為了達成中美貿易協議,即便動用手段也要依靠法律,由于唯一的辦法是讓起訴方撤訴,所以通過交換條件達到目的,結果是得罪了其他貿易伙伴,美國農民的利益得到了保障,中美關系可以繼續往前走。

                就這個簡單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貿易談判不是坐在那里打架、喊喊口號就行了,不同政府受不同法律的限制,有多邊的,有雙邊的,只能在這個框架內尋求解決,這里面需要復雜的談判努力,不是像我們想得那么容易。

                再講一個中美雙邊談判中的插曲,美國當時負責談判的代表,對中美貿易也沒有足量的估計,談完之后挺高興,表示如果達成協議,就能基本解決中美雙邊貿易80%的問題,剩下的20%,雙邊再解決解決就行了。這個觀點在美國國會炸鍋了,美國各界不接受這個話,中美貿易既有政治問題,又有其他問題,比如業界對中美貿易的期望——當時中國的外貿基本是壟斷的,外匯國家控制,所以進入中國很難。因此,中美貿易沒有那么簡單過去的,而這個貿易談判代表,就因為這么一句話辭職走人了,職業生涯提前結束,美國開始又一輪談判。

                市場準入談判是一方面,這里再介紹一下知識產權談判。在知識產權談判上,中美雙邊的理念完全不一樣,知識產權納入多邊談判時,當初印度代表就說得很清楚,“我們的教育和你們不一樣,知識產權是人類的共同知識遺產,每個人都有權用,你們那套沒用,在這里沒什么好談的”,我們國家基本也是這樣,沒有基本的知識產權保護,而且對進口來講,基本上要求一家引進,大家受益。所以這個談判,一開始是理念完全不同,而且我們根本沒有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談判沒有基礎,推進非常困難。

                但這個談判下來,結果是幫助中國建立了一套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這個談判其實是個雙贏的談判,沒有這套保護的法律,我們現在的科研和發明根本不可能有現在這個情況,說穿了,知識產權保護是一手托兩家:既要保證發明人的收益,讓他能夠有興趣做這個東西,另外又有一個時間規定,比如十年以后到期,社會上大家全都能用。在中國憲法里面沒有產權保護、更不可能有知識產權概念的情況下,我們把知識產權單獨立法做了保護,這個是相當超前的,沒有這個,很多東西不可能賣到中國來。這也說明中美通過貿易談判,能夠促進我們的立法,讓我們向開放方向繼續往下走。

                5、什么是歐美強調的reciprocal“對等”?

                1992年中美知識產權談判、市場準入談判,一系列談判之后,中美雙邊的一系列東西就基本定局了,原來的最惠國待遇條款,再加上這些具體問題的制度性安排,一管就是25年,當初我們談判也是做出了很大貢獻。但25年過去了,這套協議已經不可持續了,現在一旦有貿易糾紛,我們還習慣于通過給美方一點東西來解決,比如去大規模采購,但是,這里面有一個基本的錯誤:剛才我講過WTO幾個原則,其中一個就是reciprocal and mutualadvantages,這么多年官方都是翻成互惠,這個是錯誤的,reciprocal本身是對等,mutual benefits是互惠。這兩個差別在哪里?我們過去不大注意這個差別,reciprocal在英語里面是個技術詞,就是互相校驗,你怎么樣我就是怎么樣,而且它不是“利”,它是談的勢,你有優勢,我也有優勢,和互惠互利完全不是一個概念。我們多年沒有考慮這個問題,因為我們認為我們是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在原來的多邊體制里有明確的規定,第四部分指出發展中國家不需要提供對等。但現在,特朗普明確提出要遵循“對等”這個基本原則。

                前年歐盟對華政策進行全面評估,評估之后就完全調整對華政策,并且跟中國領導人知會了這件事,表示今后要對等,用了reciprocal這個詞。但在六次最高領導那里談到這個問題,中方反應都是互惠,沒當回事,于是,歐盟方面覺得中方現在怎么這么傲慢,我們這么大的對華政策調整,他們表示根本就忽略!后來歐盟商會的頭兒到布魯塞爾來講到這個問題,我說這個事搞錯了,由于中方翻譯錯誤,翻成了互利了,就把對等、把整個基本貿易原則全部忽略了,他們說原來是這么個情況,中方不是傲慢,而是沒聽懂。

                去年問題開始嚴重了。特朗普上臺后,去年2月1日發表首份國情咨文,隨后原來美國所謂處理中美經貿關系的前朝元老、商業人士、美國商會主席,加上一些漢學家,他們組隊一起發聲,美國各大媒體都登了,其中很重要一點,就是今后中美關系不能像以前那樣,讓中國人拿小利益、小合同一個領域一個領域來牽著鼻子走,中美關系今后必須建立在“對等”的基石之上,但是,這個新聞到了國內,翻譯還是錯了!這些日子打貿易戰,特朗普宣布600億的時候,專門講了“我們要的是對等”,他覺得中方還沒聽懂,因為這個東西已經過來了,所以他用了mirror,就是鏡子,要鏡像。

                實際上,在去年特朗普上臺之后,我們很積極地組織采購、訂單子,盡管特朗普那邊全盤接受,但是這個問題還在。美方要求的“對等”,是“市場機制、競爭機制的對等”。

                這個問題,我們有點聽不懂,當然有聽不懂的一方面,更有國內困難的方面:政府之前提出要建立公平競爭的國內市場,但這個活還沒開始,市場要起基本作用,有一個競爭政策的問題,去年下半年,發改委開始搞公平競爭內部審查,但是美方要的可不是內部審查,要求的是對等,所以國內這一年多的努力沒有太多地抵消掉威脅。

                特朗普來訪,那個時候我們已經跟美國財政部講了,說中方要開放金融保險,你們既然來訪,咱們是不是一起搞一個新聞發布會,美方回答很明確,新聞發布會我們不用參加了,我們要求的不是單個領域的突進,我們要求基本市場競爭機制的對等。美國人一說話總是講hinder US commerce,你這個東西對美國的商業造成一些影響,這個commerce包括了貨物進口的東西,也包括投資,也包括其他的服務條件,而這些服務條件,很容易就抵消掉削減關稅的好處。無論是在美國的企業,還是在中國的合資企業和獨資企業,運營過程中都是有很多的抱怨,他就要求在市場競爭機制上完全對等。

                最近,有些翻譯好一點,“對等”這個詞出現了,但是有些翻譯還是翻成“互惠”:“互惠”是講的可以數量化的好處,“對等”是講市場進入條件和競爭政策方面,你要和美國接近,這個是新的要求了。

                這個問題的理解還有待于中方下一步的推進,但中國國內比較難,因為我們有政府對企業的管理,有國企問題,有黨建問題,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雖然不像過去那樣分三六九等,但還是有行政操作空間,類似這些問題的改革比較難,也比較傷筋動骨。

                但是談判就不是走不走的問題了,而是要談怎么走、時間節點、多長時間合適,在雙邊的共同目標一致之后,再談具體實施細則了,這樣談判的話,可能會有出路了。如果在根本問題上我們有問題,貿易戰可能打了半天,就打不到一塊去了。所以里面很重要一點,要看到現在的中國經濟和25年,已經完全不一樣了,這里我要糾正一個經濟學家在中央電視臺說的一個錯誤觀點,他說中美打貿易戰,美國人是有利益集團的,我們就是一個國家利益。這個話是不對的,因為現在中國社會上任何經濟政策的改變都是有贏有失,在各個部類和層次都是這樣的,經濟不像以前那么單一了,國家利益體現在一個個部門和一個個行業上,這是一個綜合平衡的問題,所以,中美將來談判,如果在基礎的設定方面弄得好,可以促進我們的改革,弄得不好,改革和開放這兩方面都是比較步履艱難。

                6、為什么要搞創造性的WTO項下的特殊安排

                回到我剛在講的多邊談判的例子,當時多邊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機制,突破了雙邊的限制,當時雙方談判最重要的一點,也是我們要注意的,就是雙方成功地把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分開了,經貿問題咱們就事論事,不要老扯別的問題,否則回頭下一次再談。

                我們現在能否有這個氣度、國內經濟形勢發展能否有這個余地,將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分開來?至少輿論上,現在不允許,一邊倒的政治掛帥。實際上,你對于戰略方的分析,地緣政治的考慮,你可能還是要認真看一下的,我們是不是要跟美方區隔政治問題,就經濟問題來進行談判?那么,經濟問題有什么問題?

                第一,現有制度安排無法解決貿易順差問題

                25年的雙邊和多邊制度安排,積累下來就是貿易順差的問題,美國人也認同逆差不光是貿易問題,也有美國政府的財政政策、高赤字的問題,有不適當的匯率問題,他們有他們的難度,這些問題都承認,但是,把這個問題刨出去,還是有自由貿易順差,自由貿易順差不解決是不行的。

                但是,在現有的制度安排下,是沒有辦法解決的,說白了是這樣。美方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我們是國家資本主義或者行政管制干預比較厲害的、對企業和行業提供比較強的政策支持的經濟,在目前自由貿易體制下,我們絕對是贏家——如果是自由放任的經濟,我們應該對有些國家逆差,有些國家順差,這和貿易本身經濟結構有關系,但我們現在對全球100多個國家全都貿易順差,而且額度還不小,所以這套體制有點一邊倒。至于我們順差是不是完全對我們有好處,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現在制度安排已經沒有辦法解決順差問題了。

                第二,排除特殊議定書,中國就不是WTO成員國

                回到多邊WTO項下的安排(我今天主要講是幫助大家理解美方的說法,不是說它有道理,它依據哪些法律依據,這樣你可以從它的角度適當地理解一下),大家不要機械地理解WTO這套東西,WTO的東西里面管用的是基本原則和一些最基本的紀律,違反了紀律之外,它有一套辦法。而它的自由貿易的原則和紀律之間有差距,有很多漏洞,這些漏洞要通過一套解決爭端機制談判解決,WTO法律只管一部分,另一半靠談判解決。

                雙方預設了很多漏洞為將來自己談判取得好處。比如,最惠國待遇的問題,多邊有最惠國待遇,雙邊也有最惠國待遇,雙邊體現了雙邊經濟協議上,多邊說句實話,按照原來WTO的規定,這些國家早就知道中國的非市場經濟地位,在自由貿易下會占盡好處,既然談的是下一世紀的貿易框架,到下一世紀中國變大之后,這些東西根本受不了,所以他們一定要留有余地。

                當然,經濟體制這個問題不是針對中國,七十年代有幾個關貿總協定成員國也是計劃經濟的,比如羅馬尼亞、波蘭、匈牙利,這些國家的國有經濟體制被認為是整個社會大補貼,按照現有的規定是管不了你的,好在那幾個東歐國家比較小,也就算了,中國的情況,他已經看到了一旦發展起來潛力比較厲害,所以在這里面,WTO和關貿總協定有一個著名的“互不適用條款”,什么意思?我同意中國加入WTO,但我引用這個條款的表述——我們倆之間沒有WTO關系,你進來我不攔你,你成員國可以,但是我們之間沒有WTO項下的任何權利和義務。

                如果引用這個條款,就很難看了,中國談了14年,做了那么多讓步,最后這幾個國家引用這個條款,變成談歸談,讓歸讓,但雙方沒有這個關系,就比較難辦了。于是,為了面子,也為了促進中國按照他們想象的方面向市場經濟轉化,他們有創造性地搞了一個“特殊議定書”。

                現在評判別國是否違反多邊最惠國待遇條款的話,要區分是哪些國家:對于那些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它如果這么做就違反了;但中國主要的貿易伙伴國都說得很清楚,中國在WTO項下的成員資格,是由你的“特殊議定書”作為交換條件的——我承認你是成員,我也不引用“互不適用條款”,咱們另議,特殊議定書幾乎把WTO義務重新抄了一遍,但是這里面有一個15年的條款,15年以后,按照他們的解釋,我要看你是不是市場經濟過渡完成了。我目前不攔你,不能因為你改革目標沒達到,我就不讓你進來,但是你既然說要改了,承諾向這個方向走了,要是按照華盛頓共識走市場經濟這條路,政府減少干預,那15年以后再看。

                歐盟的解讀是15年以后再看,我們的解讀卻是15年以后就該給我了。他們根據我們最近幾年經濟體制改革步伐,他們不太滿意,另外中國加入WTO之后,在多邊貿易體制里面如魚得水,他們覺得這是不可持續的,他們要在這里攔住。一般從法律基本義務上,特殊議定書也就就一兩個簡單條款,但實際上他們把WTO有關的義務全部重抄一遍,而中國一旦排除了議定書,就根本不是WTO成員國!

                02中美關系,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現在中國確實是強大了,強大了之后全世界開始有變化了,中美關系是世界上最精妙的關系,它影響著世界格局的重新變化,所以我們要了解對方的思路,看趨勢在哪里,這些不是搜集點媒體報道、聽聽官員說法、做個經濟基本產業的研究就能得出來的,需要更深層次的觀察與思考。

                喬治·凱南作為一代國際政治大師,當初在蘇聯做大使,他在休假時被問美蘇關系的一個具體問題,由于不能當面回答,他就寫了一個很長的報告,后來這個報告受到美國國務院、美國國防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重視,最后冷戰的戰略格局完全來源于這個報告。喬治·凱南之所以能寫出這個報告,就因為他一定知道對方的想法:他從小就對俄羅斯有不解之緣,一直在基層工作,對俄羅斯從一般人群到上面的整個社會,他有深入的研究,他知道俄羅斯到底怕哪些東西,不能用哪些東西威脅它,他指出最好的辦法是冷戰,而冷戰最好的戰略是在熱點中要降溫——一旦俄羅斯在某方面有突出表現,美國就去堵住,這樣俄羅斯就會老老實實縮在那里。冷戰格局形成之后,也就形成美蘇和平競賽的格局。像這樣的人,了解了當地社會的文化、心態、處理問題的方式、統治層和下面的關系,他能拿出深刻的想法。

                我們現在面對中美問題,要意識到是第二次出現變化,第一次出現變化,就是基辛格挪動了中美關系的一步,全世界格局進行了重新洗牌,一下子保持了這么多年的穩定。我們現在全世界經濟體量第二,我們也面臨這個問題,我們怎么處理世界形勢,這個要從經濟方面做很多著眼,而且經濟這塊不能服從于其他問題:建國之后,我們外交的基本事實按照周恩來的說法是經濟服從外交,改革開放后,這個概念一點點開始變了,逐步明白了對外政策應該是國內經濟政策的延續。

                現在又到重新考慮問題的時候:我們怎么看這個世界,這個世界怎么樣有利于我?在這個十字路口,我們真希望能夠有大師出來,做點認真研究。

                這里面要看到幾個方面,首先是大的方面,美國對中國的期望開始逐步淡去了。25年下來,按照現有框架和中國在經濟貿易方面打交道,美國對中國的很多幻想都破滅了,大家知道談判是談的期望值,在美國的行政體制之下,這個期望值是要靠公司去實現的,現在它對中國是什么期望?美國人講了我們沒有辦法改變中國,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只能退而求其次,我要求對等,只要沒有對等,中方領導人表態的廣闊的中美合作空間是很難落實的。

                另一方面,大家又很重視中美關系,有每年開會的雙貿聯委會、經濟聯委會,而且開會不過癮,上兩屆政府開始搞戰略經濟對話(S&ED),把部一級的扯皮機制提到副總理牽頭了。總之,各個方面,既有現實的,也有未來的,但都談了半天,什么東西談不出來。所以特朗普上臺之后,把這些沒有發揮作用的東西全部停了,只要在制度建設方面沒有任何改進,美方是不滿意的。

                另外還有一個競爭機制問題,這個問題多邊早就有研究,因為多邊經濟貿易和法律體制,先是由邊境措施開始,之后到烏拉圭談判開始變了,開始觸及國內措施,當時是通過貿易牽頭,因為貿易是最好的抓手,它可以做交換、談投資、談知識產權、談服務業。換句話說,國際法律安排已經超越邊境,侵入到各國主權范圍內了,這是個趨勢。

                同時,在九十年代中期,在多邊經濟貿易體制下有幾本雜志,最早是《國際貿易法》雜志,然后分出來了《知識產權》,還有一個很重要但咱們沒有人讀,叫《競爭政策》,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競爭政策怎么影響到多邊貿易體制、怎么影響到各個階層的利益、將來在哪些方面做改變,類似問題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研究。

                在國外,經營政策有些東西他們是事先研究的,研究的這些人被稱為Wiseman賢人,需要發動的時候,讓他們出報告,一旦政府認可報告,那么就按照報告來推動談判。實際上這么多年對競爭政策的研究,構成了他們推動經濟一體化和TPP的基本東西。

                現在我們看到了,如果在競爭政策上面沒有重大的改善,美國不干,歐盟也不干。

                美國在雙邊的時候,除了戰略經濟對話,還有一個雙邊投資協議,這個也被停掉了。歐盟和中國開啟了一個全面投資協議談判,歐盟為了做這個問題,對中國的投資條件進行了全面調查,調查下來按照中國現有的法規,妨礙投資的有一千八百多條,它具體又研究了幾個城市,北京、上海、重慶、成都,發現在地方一級,妨礙投資的有增無減。所以,從投資角度來看,中國影響commerce的行政方面限制是很多的,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雙邊貿易永遠處于目前的狀態。

                我們一定要搞清楚,自由貿易、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有不同的內涵——自由貿易是在一個框架基礎上,大家減少邊境措施;但競爭政策的研究,發現減少邊境措施沒有用,到了一定程度要擴展,由跨國公司驅動的經濟全球化,對各國的制度設置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談到經濟全球化,它是一個自然現象,由跨國公司驅動;經濟一體化是講的制度設計——既然有經濟全球化的勢力,各國要調整管理措施,讓各國的經濟能夠達到一體化,從而讓商業發揮最好的作用。

                我們很多人,包括有一部分分管貿易的官員,都搞不清楚貿易自由化和經濟一體化的差別在哪里,當時TPP提出來之后,我們這邊的報道有一點誤導,說TPP是在排斥中國,其實,美國方面說TPP誰來都可以,但是中國看了看TPP,談的都是國內競爭政策,比如國內勞工政策、政府的管制和不當措施、知識產權進一步保護,基本都超越了邊境措施,我們沒有辦法進去,就說TPP排斥中國。中國是帶著貿易自由化的思路去看經濟一體化,為了抗衡TPP,我們開始推RCIP區域經濟一體化,拉了一幫窮哥們,最后還是邊境措施,但實際抗衡不了。

                中美關系到現在的話,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退,打貿易戰,我們拉“一帶一路”國家,美國拉其他發達國家;進,唯一的一條路就是經濟一體化。為什么?因為全世界在經濟一體化方面已經有很成功的經驗了,歐洲國家經濟發展基本一致,他們的產業之間競爭基本上全方面的,如果按照保護主義,這些國家又得回到二次世界大戰前,又得打起來,他們沒辦法走了一體化的路:先是搞了煤鋼聯營,然后共同農業政策,再是共同對外政策,一步一步最后發展到共同的貨幣,然后2008年的危機又開始了共同的金融監管,在這個基礎過程中又開始了共同的財政政策,所以它一點點走到一體化了。歐洲國家通過一體化,解決了沒有辦法解決的行業競爭,構成一個內部大市場。

                直到現在,我們對歐洲的報道還是不太正確,總說歐洲經濟有問題,實際上,歐洲經濟至少有兩點沒問題:第一,市場基本競爭機制是完全健康的,這是它最重要的底氣;第二,金融作為市場競爭的核心,它是健康的,有這兩點,再加上歐洲的文化有創新,歐洲經濟可以過得去。

                經濟一體化是進的路子,退的話,是走到各自圈的小圈子。說起世界的變化,大家都知道國內一直講毛主席提出三個世界理論,而在國際經濟合作方面,有“三國四方”的劃法:在聯合國貿發會議里,把經濟利益集團畫成了三個塊,中國是單獨的一塊——第一塊是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相對發達;第二塊是東歐國家;第三塊是發展中國家,中國要加入發展中國家,人家不讓進,然后成為單獨的一組。這是當時的格局,這個格局比較說明問題。現在情況變了,世界經濟格局要走原來的路?我們做了哪些設定,這個路和那個路是不是岔路?是不是條條大道通羅馬?這是我們地緣政治研究的重要問題,但目前這方面的研究好像都不夠深入。

                當中美經濟到了不進則退的情況,此時哪一個選擇都不容易:進,經濟一體化,我們能否掌控國內市場改革的方向和路徑?我們有沒有能力平抑受損那部分產業、部門的不滿?這里面要解決很多問題。退,退回去“一帶一路”,能不能達到消化過剩產能、給我們騰挪市場的作用?

                03國際經貿法的發展趨勢

                經濟談判和其他貿易談判很不一樣,經濟談判只要雙方同意坐下來談,目標是一樣的,那就是解決問題的,而有些談判并不著眼解決問題,比如聯合國人權談判,談判就是目的,只要去了,目的就達到了,不要達成什么東西,就是到這里吵架。經濟談判是比較現實的談判,所以大家看外交部發言人和國際表態評論的時候,你要區別兩個不同的東西:經濟談判,只要談雙方解決問題,如果沒有解決問題,就說明談判能力、組織能力有問題;談了之后簽署了協議,之后組織實施有問題,那就說明事先沒做好功課。

                在這里要去除一個概念——主權問題。國際之間都有自己的一套,特別是國際經濟談判,就是在拿你主權范圍內的東西來做交易,要么不做交易,所以,不要說主權不能碰,這完全是外行的說法,因為國際法重要的淵源就是法律沖突,這個國家這么做,那個國家那樣做,大家一起商量一個東西,促進國際法的發展,特別是國際貿易經濟法的發展。

                特朗普上來之后提到了對等,要求市場機制對等,這等于潘多拉盒子已經打開了,無論特朗普能不能熬到第二個任期,無論誰上臺,這個問題都退不回去了。因為經過四分之一世紀,現有的制度安排已經不可持續了,一定要談出新的東西來,這里面不是選舉操作和特朗普下不下臺的問題,無論他走不走人,都有這個問題。如果這個問題被忽悠了,吃虧只能你自己。

                04國響新制度安排的經濟理論問題

                幾個問題說完了,現在很多噪音了,談到中美談判,有的人都沒搞清楚“比較利益”和“絕對利益”,就拿著“絕對利益”來說事,還用這種觀點來看貿易簡直太落后了:在金本位的時候,我做了貿易,占了便宜,國民財富增加了就是直接掠奪,這個叫絕對利益。

                實際上,通過貿易,一方面得了好處,另一方面比它原來不做貿易也有好處,這種帕累托改善是否定不了的。更有七八十年的統計數字表明,一國GDP的增速一定落后于貿易增長速度,也就是說,貿易增長速度快,GDP就快,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參與貿易的各國沒有一個從中受損的。

                最近周其仁教授把薩繆爾森的靜態理論搬出來:在靜態情況下,像中國這樣的后發國家,會對美國產業造成長久不可逆的損害。這個觀點還很有市場,雖然我很尊敬周其仁教授,但我還是要說,這個結論截斷來看是對的,但它建立在美國經濟不會創新發展的設定上,而這種設定完全是有問題的:如果美國沒有創新,中國上來是損它的,但美國的經濟結構也在不斷升級,它在人工智能等其他方面不斷走別的路。所以以這種說法來看中美貿易是不對的。

                另外,還有人說是國家資本主義戰勝了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我們外貿取得這么大成績,很重要一個原因是在政府主導下搞了全面制造業產業政策的布局,我們通過其他的手段,無論是補貼還是匯率,延長了比較優勢的實現。現在我們制造業開工率不足70%,有30%的冗余,這個東西放在任何一個企業是無法忍受的,根本活不下去,但是中國是通過外匯、能源方面的補貼,讓它還能再往下走走。

                這個牽扯到國內改革,如果下一步建立起真正的市場機制,能夠產生淘汰,它會生長出一批很有競爭力的企業,那時中國經濟的質量就不一樣了,如果維持現在的東西,長久下來我們的競爭力是不行的。國家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了,打得它們沒話說,但是要注意整個經濟就是這么回事,不能達到雙方共贏的話,結論就是貿易戰,貿易戰你的經濟本身要受損失。

                05中國有優勢來主動制定新的規則

                中國在塑造國際貿易體制方面到底有沒有優勢?我們太有優勢了,歷史證明,不是出口有能力的國家就能夠操作國際貿易體制制度性的安排,像日本這個國家在制定國家貿易機制方面永遠沒有說話的地方,那這個機制誰來塑造?美國、歐洲,它們有很大的市場,通過開放市場脅迫別人遵守,現在中國到這一步了,我們只要調對了政策,把國內潛在的市場消費趨勢變成現實的趨勢,如果中國保持現在的發展速度,2021年中國將成為一個單一的最大的消費市場,這就是中國的力量,就能讓別人按照我們這個市場來要求。

                你的力量用來搞保護主義,還是把競爭性不是很強的國家籠下來進行貿易交往,還是用這個來讓發達國家順從我們?這是有很大的藝術性的,要考慮清楚,你不是沒有能力,但是你目前市場潛力是潛力,還不是現實的市場,要變成真正的市場,國內體制的調整就真要按照TPP的做法。比如要讓它成為一個有支付能力的市場,首先要把工人工資拉上去,TPP里面講得很清楚,“工資集體協商機制”,其他一系列東西有利于讓市場消費能力漲起來的話,要主動去做,一旦中國國內潛在的市場變成一個有支付能力的市場,塑造國際經貿體系的能力就在了。

                下一個問題是你怎么樣塑造。有的時候你在增加塑造能力的同時,也就引進了一些開放的概念,于是,改革和開放又像30年前一樣走在一起,互相促進,那就是另外一種格局,通過引進競爭,之后讓你的經濟本身做得很扎實,那個時候你在世界說話就不是現在這樣了,現在我們是虛胖,真正打架的話還差點。

                如果我們放棄這個優勢,采取步步為營,在整個貿易談判過程中,保護某一部門,某一群體利益的話,可能最后付出的代價會比較大,所以放棄這個優勢太可惜了,中國現在要在國際上有發言權,要看到自己真正的優勢在哪里,機會在哪里,機會一旦過了,經濟一旦轉頭了,你就永遠失去這次影響世界的機會了,影響世界的機會在于你自己掌握好時機。

                原來我們說引進政策,洋為中用,穿別人鞋走自己的路,現在我們是穿別人的鞋走別人的路,而且我們穿別人的鞋讓別人滿地找鞋,讓別人沒路可走,這樣經貿關系就很難處理了。他們有他們的做法,雖然他們做得不正確的做法也有算在我們這里了,但基本事實還是貿易順差不解決是不可能的。

                現在國內談這些問題都是一面倒,而且對法規的引述也不正確,什么事情都撮在一起就不對了。比如美國對我們的鋼鐵和鋁的限制,那不是和中國打貿易戰,它是全球保護,對所有國家一視同仁的設關稅、設配額,當然你說它腦袋里有沒有中國影子?當然有。但從法律上,它是全球配額,不是針對中國的。

                其次講國家安全條款,國家安全條款是WTO第21條,是給這個國家專門一個特殊豁免,只要引用這一條款,WTO無權審議。所以有些官員說什么到WTO去就國家安全條款打仗,其實這是官員在作秀,但凡涉及國家安全條款,把這個問題提到WTO你就不要看了。

                八十年代,格林納達的政權被游擊隊拿去了,美國一看這還了得,搞封鎖,但格林納達原來也是多邊體制成員,怎么辦?美國就引用國家安全條款,WTO開會時人家就提出異議,美國人就說,“國家安全條款由我自己說了算,別人不許說話”,這一句話完了。它有權用這個,這里打官司也是打不贏的,我們現在把所有的東西,不管它用各種理由做的貿易措施,只要沾我邊了我就跳起來,實際從專業角度來看,你只有各個擊破,它是什么你就要按照哪一個條款去做,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

                說到這輪談判,美國貿易談判代表是有決心的,在做談判方案的時候,他們有以下做法,橫向列出中國有哪些貿易政策,豎向涉及到哪些政策領域,然后看交接處哪一個最大,挑出來先干,目的是要讓受影響的行業在豎項里面能夠取消掉。他們在“對等”方面做了認真的工作,也是在夜以繼日:去年提出調查,三個月聽證會弄完了,四個月遞到總統那里了,比一般流程耗費的時間短得多,知道不能等。特朗普現在有人起個外號特靠譜,一步步他還在做,在這個談判中牽扯到市場準入、對等這個問題,他已經抬到臺面上了,永遠退不會回去了,我們要么打翻了天,要么從里面挑某些方面可以接受、甚至對我有正面影響的東西,趕緊做方案,然后做談判,貿易最終是雙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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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SGS公司中國區副總裁、前中國駐WTO觀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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