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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日美貿易戰的慘痛教訓

              沈建光 原創 | 2018-04-25 14:26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日美貿易戰 

                近日有關中美貿易戰的消息多空參半。一方面,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宣布新一輪對外開放措施之后,特朗普表態歡迎,美國財長有來華談判意愿,中美貿易戰似有趨緩跡象。另一方面,美國對中興通訊七年禁售如平地驚雷,加大了中美從貿易摩擦延伸到科技戰的可能性。

                同時,中興事件也讓人不禁聯想到上個世紀80年代,美日之間曾發生的“東芝事件”。當時美方認為,美國在半導體技術、光纖技術、智能機械技術等領域落后于日本,對向蘇聯出口數控機床的東芝公司下了3年禁令,禁止東芝進入美國市場。中美貿易戰與中美貿易戰到底有多少相似之處?中美貿易戰最終能否避免?從日美貿易戰中有能找到哪些經驗與教訓?

                筆者任職的機構瑞穗金融集團是日本前三大金融集團,每年筆者都會定期與諸多日本投資者與學者進行交流。針對當前中美貿易戰熱點,交流中,筆者感觸最深的莫過于當年日美貿易戰的慘痛教訓。在筆者看來,日美貿易戰對于日本經濟而言是個重要轉折點,不僅阻擋了其日益向好,節節攀升的勢頭,甚至為后來房地產泡沫的積聚奠定基礎,成為日本由盛轉衰的關鍵節點。

                悉數日美貿易戰,筆者認為,有如下教訓值得警惕:一是上升期心態的過度膨脹,引起了美國的警覺,并拉開了集中力量遏制日本的開端。筆者在MIT做博士后時,曾接觸過哈佛大學的中國問題研究學者Ezra Vogel。而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其曾是日本問題專家,曾作《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暢銷書,提出了美國第一地位受到挑戰的背景;而日本學者《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一書,則從日本的角度反映了當時日本人過度膨脹的思潮。在筆者看來,外部的吹捧并非好事,其引發的美國對日本崛起的警覺,以及日本內部普遍出現的自信心過膨,為其后美國的全面打壓埋下了伏筆。

                二是拖延市場開放步伐。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日本國內市場對外開放程度較低,直至亞洲金融危機才被迫加快金融開放。而應對日美貿易摩擦,并沒有采取開放市場,加大進口的策略應對,而是采取自愿出口限制的手段。例如,1971年簽訂“日美紡織品協定”,以1969年為基準設置限制對美出口增長的范圍;1976年,美日簽訂特殊鋼進口配額限制協定;最為激烈的貿易摩擦發生在汽車行業,1980年日本政府同意將對美出口汽車輛數設定上限。

                三是在已有外部壓力的背景下,并未選取改革作為應對手段,而是通過刺激國內房地產市場達到延續繁榮的途徑。而其后眾所周知,由于日本國內房地產泡沫的出現,以及強制打壓泡沫的政策失誤,將日本經濟帶入了失落的三十年。

                對比之下,筆者認為,中國吸取日本當時的教訓包括切勿獲得成績便沾沾自喜,認識到自身處于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事實;加大開放以及改革,而非依賴刺激尋求捷徑。當然,對比日本當時的情況,筆者對于中美貿易戰前景并不悲觀,一方面,筆者認為,對應上述日本的教訓,本屆政府已經有清晰的認識,并已就新一輪改革開放表達了決心,走在了正確的發展道路上;另一方面,中美貿易戰又與日美貿易戰有諸多不同,讓筆者堅信中美之間避免日美貿易戰覆轍存在良好的基礎,具體體現在:

                第一,中日市場規模對美影響不同。相比于十年前,中國零售僅為美國的四分之一,當前中美零售市場規模相當,今年中國甚至有望超過美國市場;而日本1985年零售市場僅為美國的三分之一,零售業市場規模相對較小,且多為自產自銷,對進口消化能力相對較弱,使得日本市場對美國的牽制較小。

                第二,對美國的政治依附不同。日本是美國的盟友,但即便如此,一旦其對美國地位造成挑戰,也迎來全面反制。相比之下,中國對美國的政治依附較小,發展模式不同,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明顯小于日本。

                第三,中日匯率政策的選擇不同。廣場協定后十年,美元兌日元從1:240三年內跌至1:120,之后三十年以1:120為中心波動,一度觸及1:80。日元大幅升值促使日本政府采取了過度寬松貨幣政策,引爆了后來泡沫經濟破滅。而中國政府自去年以來一直致力于維持匯率穩定,盡力避免通過匯率波動來調整貿易。

                第四,中國已經顯示出“二次入世”的意愿。特別是博鰲亞洲論壇上,習近平主席提到將放寬市場準入、開放部分服務業與制造業、并加快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政府采購協定》等舉措,以及其后易剛行長就金融改革加快落地的表述,讓筆者堅信新一輪開放政策或快于預期。

                此外,此次中興事件是個很好的警示,暴露了中國在創新、企業制度建設等方面的不足,未來保持良好心態,對自身發展階段有清晰而理性的認識,戒驕戒躁,在進一步推動供給側改革,鼓勵創新,保護產權等方面做出努力,并著力于推動創新成為引領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仍是正確的應對之道。

              個人簡介
              2007年加入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中金公司),現任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研究部(香港)副總經理、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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